穿越历史的楚风 作品相关

古耜：轻叩历史的性灵之门（序）

无论中国还是西方，传统的史学都曾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明显的“叙事”元素。这种“叙事”不但不排斥修辞意义上的文学成分，而且每每凭借自身的亦史亦文，“文以载史”而呈现出表达上的形象特质与感性优势。在这方面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由于场景的生动和人物的复活，吸引并倾倒了历代读者的心灵。遗憾的是，随着近代学术体制的演变和形成，史学弦张另改，琵琶别抱，最终投身于科学的门下，成为探究社会历程客观性的一门学问。这固然强化了史学的逻辑力量和实证品格，但同时也使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这就是：在“概念”“定义”“规律”“量化”等等的刀劈斧削之下，史学所应有的叙事元素和文学色彩已经不复存在，现场感和动态性严重匮乏，与之相联系的想象力与性灵美亦损失殆尽。难怪连史学家自己都直言不讳：大多数现代史学作品活像一些毫无人文气色的贫血婴儿。正是有鉴于这样的宏观背景，我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异军突起，蔚为大观的历史文化散文，一向持肯定与欣赏的态度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这种新兴文体虽然以作家为主体，以文学为本位，但就具体的内容与行文而言，却恰恰折映出以诗情激活历史和以想象丰富历史的切实努力。而这种努力一旦进入文本的化境，就很有可能与久违的文史互补的传统，实现更高层次的衔接与重合，从而为恢复史学的叙事元素，同时也为强化文学的历史重量，提供有力的推助和有益的启示。

然而，正像一切带有创新和探索意义的文学实践，都难免峰回路转，曲折前行一样，历史文化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轰动之后，也随即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、甚至是致命的缺憾。这突出表现为：一些作品行文洋洋洒洒，貌似气势宏大，但究其内容不过是罗列文化现象或复述历史结论，缺乏真正的史识与洞见；不少作品把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，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，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知识胪陈或过程交待，结果是庸谈赶走了诗意，史料窒息了性灵；相当一部分作品结构僵硬，手法雷同，语言呆板，有模式化和批量化生产之嫌，以致使读者很容易陷于阅读重复和审美疲劳。显而易见，诸如此类的历史文化散文尽管贴上了文学的标签，但实际上依旧不曾走出“失魂”与“贫血”的历史泥淖。这时，历史文化散文如何克服自身的缺憾，进而在修正和扬弃中发展与前行，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，湖北青年女作家王芸携带着她的荆楚历史文化系列散文，悄然出现于国内诸多报刊。这些作品在作家那里，也许只是一种学识、才情和灵感的自由挥洒，是其历史观念和散文意识的天然外化，然而，它所特有的明显打上了作家个人印记的叙事方式与文体形态，以及与这一切相得益彰的内容承载，却仿佛是在有意校正着当下历史文化散文的某些流弊，同时提示并开掘着这种散文样式艺术表现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，从而让人耳目为之一新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正因为如此，王芸和她的荆楚历史文化系列散文《穿越历史的楚风》，能迅速引起文坛选家、评家和出版家的关注，也就成了天经地义，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那么，作为历史文化散文的新探索、新成果，王芸的荆楚系列作品究竟“新”在哪里，什么是它的艺术个性与独特贡献？窃以为，在这一维度上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揣摩和仔细体味。

第一，就思维与结构而言，当下常见的历史文化散文，多采取线型的思维方式，让笔墨从特定的切口进入，沿着人物的命运链条或事件的逻辑进程，做定向有序的铺陈与延伸，这固然有利于表达的完整与严谨，但也很容易导致行文的冗长和呆板，以及内在空间的封闭与狭小。相比之下，王芸的荆楚系列作品在环绕历史人物建构艺术文本时，分明开辟着另一种形态和路径，这就是：先通过充分的案头阅读和尽可能的遗迹考察，对被锁定的人物对象进行整体感知与全面把握，在此基础上，启动发散式与过滤式相结合的思维方式，从繁纷的史实与史料中，提炼出最能折射人物精神风貌和命运历程的语词或意象，并依据其涵盖力和辐射力的大小，分别作为文本的大标题或小标题，然后展开各有侧重的抒写与彼此呼应的组合，以此完成一种大写意式的人物造型。不妨以《关羽：义掠过刀锋》为例。这篇作品用“义”和“刀”这一抽象、一具象的两个名词，来概括三国时的关云长，同时作为全文的大纲领，既准确又传神，可谓高屋建瓴而又先声夺人。接下来，“龙的袍”“桃的花”“月的刀”“樊的城”“春的秋”几个小板块，全部来自人物形象的关键处与精神的纵深处，且成功地转换成了灵动的审美生发与巧妙的艺术皴染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人物的血肉与质感，这时，一个立体多面的关羽形象便呼之欲出，跃然纸间。再来看《太白：凡间游走的星宿》。该文借助“凡间”“星宿”这一对原本包含着反差和张力的意象，先为李白奠定了浪漫、超然而又未免不合时宜的生命基调。以下“仙”“游”“醉”“流”几个小节，既是结构作品的支点，又是透视人物的焦点，其腾挪跳跃的文字，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生命细节，并最终托举起太白其人悲喜交替、顺逆参半的一生。应当承认，如此这般的思维和结构方式，不仅有效地扩大了作品的历史容量，使每一篇区区两三千字的散文，都近乎一部言简意赅的人物列传；而且明显强化了当下历史文化散文所欠缺的文学元素，为这类作品增添了审美气质。

第二，在叙事方式上，历史文化散文作家习惯性和普遍性的选择是亦叙亦议、夹叙夹议。由于所“叙”所“议”的对象，是安卧于大量历史典籍之中的人物和事件，所以引经据典，辨伪存真便显得必不可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如何处理个人表述与资料引证的关系，便成了一个重要的、却又是近乎两难的问题——时下见诸此类文本的趋于两极的取舍方式，即对于资料引证及其出处的全无节制或一概回避，无疑都有顾此失彼之嫌：前者强化了观点的依据，但妨碍了文气的贯通与酣畅；后者更接近文学的生动，却又忽视了说史的严谨和深入。令人欣喜和敬佩的是，面对同样的叙事难题，王芸明显选择了一种更为明智也更见苦心的行文策略，具体来说就是：用自己所感知和所认识的历史，即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构成作品的主干，任其做自由、流畅、无牵无挂的挥洒，而将必要的典籍史料浓缩为凝练精粹的短语，放在每一章节的最后，构成对正文的印证、说明和补充。我不知道王芸这样调动和排列她的文字方阵，是否从某些经典著作那里获得了灵感和启发——仅从形式上看，她在文末单放的史料，便让人联想起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和《聊斋志异》的“异史氏曰”——但由此产生的直接的艺术效果，却尽显一石数鸟之妙：既避免了直接引用史料的壅塞、累赘和生硬；又远离了信口开河做虚浮无根之谈；同时还为作品可以直观的叙事形态注入了一种新鲜感与陌生感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赏读《穿越历史的楚风》一书中的任何一篇，都不难有清晰的体认和深刻的印象。

第三，从散文语言的角度看，王芸的荆楚系列作品亦属个性盎然，颇见功力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首先，在整体的语言取向上，王芸的散文注重向中国古代汉语汲取营养，善于将古汉语中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东西，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优势。反映到具体的散文叙事中，就是崇尚简约，注重意味；行文多用短句，遣词讲究弹性；变化自如的句式融入适度的对称和排比，优雅质实的语流包含着对诗家声韵的倚重与借鉴。这一番努力的结果，不仅成就了王芸笔下文字的节奏感和旋律感，而且为她的作品平添了一种简古而不失灵秀的色彩和气韵。其次，王芸的散文语言注重对传统的继承，但更追求向生命的切近。惟其如此，在她的作品表达中，性灵、智慧与感觉常常互为浸透；叙述、描写和议论亦不时混合登场，所有这些，最终化为一种新颖独特，魅力充盈的语言风度。你看，她这样讲述陈列于长沙博物馆里的马王堆女尸：

 那个神秘女人的模样，让人不忍卒睹。远没有一件素纱蝉衣来得秀丽动人，眉目清爽。她古怪的表情，仿佛将累世的积怨都不加掩饰地抒发出来了。的确，有哪个女人愿意将自己裸露的身体，交付无尽的展示，接受无数目光的抚摸。一双双目光的热度，被厚厚的玻璃反射回去，只留她在异常冰寒的世界。即使欣赏，也是亵渎。

两千多年前，当诸多疾病缠上这个神秘女人的躯体，在她身体的迷宫里埋伏下疼痛的种子，永生的念头便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滋长，否则，她不会将那么多的道具放入她的坟墓，让永生之梦拥有了华丽而臃肿的身躯……

——《辛追：关于一个神秘女人的数个时间切片》

她这样追溯陆羽和《茶经》：

茶在神农脚下生长。茶在《诗经》中生长。茶在《茶经》中生长。那时它是一种植物，根在地下延伸，枝叶向着天空蔓延。

……

羽，攀援历史的绳索，摘取一片片浓缩的叶，浸泡成一盅幽香扑鼻的茶。他让茶，从日常饭蔬、瓜果杂饮中分离出来，端端正正摆上案几。

    ——《在茶香中安卧》

面对此类兴味叠加了意味、生趣搅拌了理趣的文字，你想不被吸引和打动都难。

第四，王芸的荆楚系列作品致力于从文体到语言的惨淡经营，推陈出新，但是却没有因此就忽略有关历史本身的精心打量和深入探照；事实上，作家对养育了自己，并被自己当成一卷大书的江汉大地、荆州古城，以及氤氲其间的荆楚历史与文化，同样给予了潜心研究和倾力发掘，并形成了若干独特的心得。《张居正：当命运朝向一个注定多义的人》《王昭君：与昭君无关的祭奠》《伍子胥：无可终结的仇》《杜甫：罹忧在唐朝的天空下》等等，都是这种心得的艺术幻化，它们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作家思想的火花和灵魂的颤动。